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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配资公司”我列举了阿聪的众多优点

吴名高，满族出身，其父亲在“文革”期间遭受迫害，最终不幸选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身为广州市第三十中学高66届的校友，1968年11月，他响应国家号召，下放到广东乳源县农村。1972年，他被招工回广州，进入手表工厂工作。1977年，他参加了高考，并被录取至师范学院化学系，但他最终选择放弃。此后，他毕业于广州的暨南大学，取得了经济学硕士学位，并成为一名高级经济师。90年代，他毅然投身商海，开始了自己的创业之路。退休之后，他移居澳大利亚，开启了新的生活篇章。

原题

知青情缘（续）

作者：吴名高

2000年11月22日，房东南嫂不幸离世，此事令我深感痛心。悲痛之余，我亦深感遗憾，未能及早得知消息，未能及时赶到她身边。

或许是南嫂儿女或南嫂的意见。邹屋村这户人家的决定，是在我抵达村里并参与现场仪式之后才正式进行。待遗体被安置入棺，众人一致同意，让我负责抬起棺材的一个角落，将其送至山上安葬。

此地的习俗颇为特别，抬棺材时既不用绳索，亦不借助棍棒，而是由六位家族成员亲自将棺材扛在肩上。我亦与南嫂同房的五位亲人一同，肩负起将南嫂的棺材从村中一路抬至山顶，安葬于彼处。

安葬好棺木后，村民们相继散去，我独自留在了南嫂的墓前，伫立了整整两个小时。心中不禁涌起往昔的诸多回忆，我默默地向南嫂许下诺言：定当竭尽全力以报答她的深厚恩情。

自那以后，无论南嫂是安葬于山巅，抑或是2005年她那不肖的儿子将双亲的遗骨收集妥当，安葬于相对平缓的山坡之上，每当我前往乳源，总会前往南嫂的墓前祭拜一番，并向她禀报我所做的点滴，以及我们全家的现状。

2018年6月，我在邹屋村与秀莲合影，背景是她弟弟的藕塘之畔。

2016年3月，镜头定格于邹屋村。画面背后，是我昔日下乡居住的南嫂家老宅。随着农民们纷纷迁往新居，这所老屋终因年久失修而坍塌。

秀莲，一位聪明伶俐的少女，记得1968年我初抵邹屋村，彼时她尚不足四岁，便与南嫂一同热情地迎接我的到来。自那以后，我水缸的盖子上总会摆放着新鲜的瓜菜，那无疑是南嫂托她送来的心意。

初至之际，我的七厘自留地才刚刚分配到手，尚未播种瓜果，因而颗粒无收。在这段时期，秀莲宛如一只辛勤的小蜜蜂，穿梭于上下屋之间，不仅为我带来了新鲜瓜菜，更带来了欢声笑语。每当目睹她那纯真无瑕的笑容，一天的辛劳便消减了大半。她用肢体语言为我传授客家话，作为通讯员，她总是第一时间将南嫂的指示传达给我。而我则教她普通话和广州话，并向她阐述读书的重要性。尽管她似懂非懂，但读书的种子已在她的心中悄然生根。

临近1972年岁末，当我告别邹屋，重返广州之际，我向南嫂提出了一个诚挚的愿望：希望她能送当时已年满七岁的四妹入学。我将四妹的名字从原名更改为学名“邹秀莲”。我承诺，若读书经费不足，学费问题将由我承担。果不其然，我始终如一地履行了自己的承诺，每年或是寄送款项，或是亲自携带，将学费交付给南嫂。在我离去之际，秀莲“读书有益”的观念已经牢不可破。她开始向南嫂表达出想要进入大队小学学习的愿望，并且毫不犹豫地将我作为她支持这一想法的依据，“老吴都说过，我应该去读书”。

秀莲心中刻骨铭心的记忆，除了求学的时光，还有她六岁那年的一次重病。那时，我骑着自行车将她送往县医院治疗。由于她年纪尚小，病情又重，我不得不将她用背带紧紧绑在背上，载着去医院。抵达诊室后，她的到来引起了医院医生和护士们的极大好奇和关注。当我自报家门，称自己是一名知青而非她的亲属时（南嫂晚了一个多小时才赶到医院），更是赢得了众人的赞誉。此事，秀莲铭记在心，一生难忘。

谁料秀莲的学业一经开启便势不可挡，她在大队小学的成绩斐然，顺利考取了公社（后更名镇）的初级中学。在侯公渡镇，她凭借卓越的初中成绩，成功跻身县乳源中学的高中部，成为全公社（镇）仅有的两名考上高中的女生之一。她专注学业，不仅成为村里学习的佼佼者，在侯公渡镇亦小有盛名。然而，遗憾的是，由于乳源为少数民族聚居地，教育条件相对滞后，秀莲在高考中未能如愿考上大学。

恰逢秀莲情绪低落之际，我向南嫂提议将她带往广州务工，南嫂便放心地将秀莲送往广州。彼时，我已经顺利完成了大学学业，在广东省经济委员会下属机构从事培训工作。于是，我将秀莲安置于我们的培训基地——广州市委党校招待所。从最初负责叠被、打扫卫生的服务员做起，历经四年，她不仅升任领班，更是在总台岗位上成为所长信赖的得力助手。在职场上，她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结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各级干部，胆识倍增，不仅熟练掌握了标准的粤语和普通话，更是处理各项工作得心应手。

转眼间，便迈入了1990年，那时的秀莲正值二十四岁，是时候迈向婚姻的殿堂。在广州历练了五载光景，她最终嫁给了韶关郊外的阮家阿永。阿永非农人而是一名货车司机，闲暇之余，他还热衷于盆景的种植。他十分体贴家庭，且见识广博。阮家经营着一家游戏机室，这也使得秀莲涉足此行，频繁往返广州，购置游戏机的集成电路板。我对此行业的安全性产生了警觉，并向秀莲提醒，她和阿永也开始权衡是否转向其他行业。

1998年，风闻乳源文化馆内的一所幼儿园因诸多因素，正考虑将经营权转手他人。我力主秀莲重返乳源，开设自己的幼儿园，阿永与南嫂也纷纷表示赞同。然而，面对重新装修幼儿园所需的资金短缺，我们陷入了困境。我下定决心，要全力支持秀莲，遂决定借款9万元以助她一臂之力。

我对南嫂坦诚道，幼儿园的创办者是秀莲，而非我。我坚定地支持她将幼儿园经营得更好，并深信秀莲有能力将之办得有声有色。南嫂似乎有些难以理解，她担心秀莲投入的资金会化为乌有。毕竟，作为农村出身、文化水平不高的她，对那九万元来说，那是一个相当庞大的数目——在当时，这确实不算小数额。我并未对她做更多解释，也不愿过多地阐述，是怕这会为秀莲增添不必要的压力。

我对秀莲抱有充分的信心，她不仅学识渊博，而且心地善良，聪慧灵敏，非常适合从事幼儿教育工作。在广州度过的这些年，她经历了磨砺，变得积极向上、豁达开朗，并且学会了如何经营。提及她创办乳源县艺术幼儿园的历程，她便将我当年对她说的一段话重新复述，并以此文字记录下来：“勇敢地去尝试吧，若成功，你将获得财富，这些钱我自然会归还给你，幼儿园终究是你的；若不成功，那就当作一次学费，权当积累经验。”

秀莲承袭了南嫂的优秀品格，始终铭记并感激我对她的鼎力相助，这无疑也是她能够将幼儿园成功办得风生水起的要因之一。在秀莲夫妇的共同努力下，幼儿园逐渐摆脱了衰败之态，焕发出勃勃生机，成为乳源县学生数量最多的幼儿园。第三年，她便如约将所欠款项如数归还给了我。

此后，每当陪同广州市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走访少数民族贫困地区进行扶贫工作时，我便会提议将秀莲的幼儿园作为观摩点。此外，我还促成广州最优质的幼儿园——“广州市东方红幼儿园”与秀莲的艺术幼儿园建立了姊妹园关系，并坚决要求秀莲必须就读幼儿师范教育，争取成为幼儿园园长。南嫂的子女纷纷投身幼儿园工作，这一转变不仅改善了他们的经济状况，实现了全员脱贫，更有不少家庭走上了小康之路。

二十余年后，秀莲的幼儿园不仅实现了盈利，更凭借精准的投资于房产与商铺，对阿永的盆景事业形成了良好的反哺效应，两者相辅相成，生活过得愈发兴旺。这一结果再次印证了南嫂坚信的，读书确实能够改变一个人的命运。

广州市东山区的统战部门组织市区两级的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一同参观了秀莲艺术幼儿园。

自2000年起，南嫂来广州就医时，郑重地将阿聪学业的重托交托于我。她言辞恳切，希望阿聪能如他母亲那般，勤奋读书，终成栋梁之才。至此，我才深刻意识到，我与知青的缘分尚未终结，我对于报恩的责任，仍需延续。这番嘱托虽不足以震聋发聩，却如同千钧重担，压在我的心头。

秀莲的长子，阮伟聪，于1991年八月降临人世。尽管秀莲心中始终怀揣着未竟的大学梦想，她日以继夜地为生计奔波，却依然将实现大学梦的期望寄托在了儿子阿聪身上。

自阿聪幼时起，秀莲夫妇便向他耳提面命，教导他务必勤学苦读，以期摆脱贫困的命运。在我这个榜样的影响下，秀莲夫妇始终将资金优先投注于儿子阿聪的教育之上，至于购置房产、商铺、车辆等物，即便条件允许，也总是将培养阿聪的学业放在首位。因此，阿聪得以进入韶关市享有盛誉的东港小学就读。阿聪天性聪慧，深知父母供他就读这所重点小学的不易，因此他努力勤奋，成绩优异，不仅多次获得优秀班干部、三好学生的荣誉称号，奖状也挂满了整个房间，他俨然成为了学校中的小明星。

转眼间，岁月流转至2004年，阿聪完成了小学学业。他以全韶关地区第21名的优异成绩，成功考入广东省的重点中学——北江中学的初中部。作为他的舅舅，我时常为他设定目标，期望他在全校名列前茅。每年，我都会亲自查看他的学习状况。此时的阿聪，年仅13岁，却已展现出强烈的上进心和自觉的学习态度，真是个非常懂事的孩子。

小学毕业，阿聪理应报考韶关最负盛名的北江中学，此点本无丝毫疑虑。然而，我深知韶关城虽小，却可能限制了阿聪的眼界。因此，在小学毕业之际，我特意带他前往广州，参观了我曾经的母校——暨南大学，让他亲身体验大学的风采。紧接着，我又带他去华师大附中，让他领略一流中学的卓越风范。

在阿聪年满13岁之际，我与他曾有过一份承诺：待他初中毕业，我们约定他不应选择在韶关继续深造高中，而是努力考取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广东省教育厅实施了一项特别政策，允许广州市的华师大附中和省实验中学每年各选拔省内各地区的优秀学子百名。其中，华师大附中每年会特别在韶关招收六至七名初中毕业生。阿聪对此立即表示，他将全权遵从作为他舅舅的我所做的安排。

我提醒他，韶关市排名前六、七位的并非仅限于北江中学的学子，其他诸如韶关一中、乐昌中学、南雄中学等学校，同样存在考生跻身这一行列的可能性。若志在就读广州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则务必确保在北江中学的排名中名列前三。

明确目标之后，阿聪便投身于北江中学初中部的学习生涯。他每个学期都会向我汇报自己的学习进展。鉴于阿聪以全市第21名的优异成绩考入北江中学初中部，依照学校规定，他得以享受第一学年的学杂费全免待遇。进入初二和初三阶段，凭借其优异的综合成绩，阿聪在北江中学全校范围内名列前茅，位列前十。根据学校规定，他每年均可免除价值¥1.1万元的学杂费。换言之，阿聪在三年初中生涯中的学杂费得以全部免除。

三载光阴如梭，阿聪已顺利完成初中学业。然而，由于作文成绩的掣肘，他在全市排名六、七位，面临进入华师大附中的风险。恰在此时，了解阿聪的底细的北江中学高中部得知他初中三年成绩斐然，遂决定保送他入读该校高中实验班，且免收三年的学费。如此一来，既得以就读重点实验班，又可免除学费，且学校离家近在咫尺。因此，在决定阿聪高中就读哪所学校的问题上，我与秀莲产生了较大的分歧。加之阿聪的中考成绩无法确保进入华师大附中，最终天平倾向了北江中学。

此刻，我毅然决然地制定了首要目标——务必让阿聪被华师大附中录取，紧接着，我将全力以赴争取他认同我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方式，使他愿意前往广州深造。那种紧张感让我无法自制，我毫不犹豫地直奔华师大附中，以广州市政协委员的身份，向党委书记（他同样是政协委员）诚恳地恳请，希望能录取阿聪。

书记耐心聆听半晌，面对我动用其个人名额的请求，却连连否定，断然拒绝，整段时间里只字不提。又过了半小时，他才开口询问：“我听你说了大半天，这到底是你哪位亲戚？一会儿说是外甥，一会儿又否认是外甥。”

“有让我台阶下的话吗？”我立刻回应：“有，正如大家常说的，教育应倾斜于贫困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阿聪正是这两类人群中的一员。此外，他在中考中数学和化学均满分，初中期间表现卓越，曾担任学生会主席。”我列举了阿聪的众多优点，希望能让书记认为有足够的理由给予他机会。书记最终表示，我们会全面考虑此事。

临近用餐时分，我仍旧滞留原地，持续拖延。书记便邀请我一同前往食堂用餐，我却婉拒了邀请。最终，书记对我说：“那你就先回去吧，我会安排负责招生的教导主任与你取得联系。”

数日之后，临近揭晓榜单的前夜，教导主任的电话铃声打破了寂静：“我们已决定，录取阮伟聪。”

翌日清晨，我搭乘首班车前往韶关，途经乳源，来到南嫂的墓前，向她传达喜讯：阿聪成功考入了华师大附属中学！

我深信南嫂也会认同，前往广州深造必定是明智之选。有我在此相伴，加之此乃我个人的决定，她定会倍感安心。

尽管北江中学高中部并未放弃招揽阿聪的意愿，我需重新转向，着手对秀莲与阿聪进行说服工作。

起初，我便向他们一家阐明，就读于华师大附中与北江中学实为天差地别。前者乃全省顶尖的学府，后者则是韶关市的领军学校。一所在繁华的大都市，一在中等城市之中，二者不仅视野与环境迥异，周围的同学背景亦大相径庭。我进而用浅显易懂的“鱼跃龙门”之理来说服他们。

继而，我向他们阐释了“宁为凤尾，不居鸡头”的哲理。我的初衷是让阿聪明白，置身于一个不断有人超越的激烈竞争环境中，始终位居顶峰未必是件美事。

第三，我向阿聪传达了这样的理念：他应立志成为世界的公民，而非仅是母亲眼中的听话孩子。

聪慧的阿聪，虽年仅十六，却对我所言无不虚心聆听。当他的父母征求他的意见时，他毅然决然地表示，愿意听从舅舅的建议，前往广州深造。秀莲在理智上明白，道理显然站在我这边，然而情感的牵绊让她难以割舍，最终还是点头应允。

在2007年至2010年的那三年间，阿聪就读于华师大附中的创新班。期间，我作为他的舅舅，定期参加家长会，与老师们交流，并向秀莲夫妇汇报阿聪的学习进展。每逢周末，阿聪的父母便会带着小儿子阿杰，驾车前往广州。我们会在暨南大学或华师大相聚，共进晚餐，欢声笑语，其乐融融。每次，我都能从秀莲夫妇那里收到鸡、米、番薯、芋头、马蹄、竹笋、粉葛、淮山等丰富的农产品，仿佛亲戚间的拜访一般。有了阿聪在广州求学的契机，这份亲情显得尤为珍贵，交往的意义也因此倍增。

2007年9月，秀莲携阿聪与弟弟阿杰同行，一同将阿聪送往广州华师大附中，开启高中生活之旅。

在过去的三年里，阿聪不仅丧失了曾经居于顶峰的优越感，同时也成功克服了昔日的浮躁心态。他周围的同学们，都是来自全省乃至广州市的学业佼佼者，那些以往轻而易举便能取得高分、名列前茅的日子，已然成为过去。尽管我尚不敢断言他在年级中五百多名学生中独树一帜，但他并未陷入沉沦，每一天都在不断进步。

这三年间，阿聪凭借着不懈努力，已从全省百名学生中的后列攀升至中上游行列。起初，他之所以身处低位，并非因为缺乏努力，实则源于基础知识的薄弱。韶关地区与广州乃至深圳、汕头、佛山等地在教育资源上存在一定差异。以经济因素为例，珠三角地区的深圳、汕头和佛山等地经济发达，得以聘请外籍英语教师授课，而韶关地区则难以做到这一点。

在华师大附中，竞争尤为激烈，他难以迅速跻身前列。他曾一度感到苦恼，秀莲常想，若阿聪能在北江中学实验班持续保持领先，那么高中毕业后考入清华或北大或许并非遥不可及。然而，阿聪并未对就读于华师大附中感到懊悔。他认为，在这所学校，他收获的远比学习成绩更为宝贵和有意义——诸如思维的广阔度，以及掌握知识的方法。他甚至尝试涉猎阅读与写作，从文学到学术，无所不探、无所不究。此外，他还开始涉足哲学领域。在理科班中，他更是担任了语文科代表的职务。

徐斌老师，一位语文教育的引领者，激励阿聪投身于阅读的海洋，勇于探索未知的领域，如同海绵般贪婪地汲取知识的滋养。在华师大附中，阿聪结识了一群才华横溢、志向远大、思维敏捷的同学与朋友，他们不仅独立思考，更能牢牢把握人生的航向，满怀激情地憧憬着未来。在与他们的交往中，阿聪逐渐认识自我，明确人生选择，勇敢地承担起责任，坚定了自己的前进方向。

阿聪深信，华师大附中的高中时光赋予了他一笔无价的财富。

高二那会儿，阿聪或许因偏爱文科，亦或是察觉自己在理科领域难以与同学比肩，心中曾萌生转投文科的念头。我劝他暂时打消此念，认为两头兼顾反而得不偿失，建议他完成本科学业后再考虑是否转向文科。同时，我也对他给予鼓励，告诉他即便在华师大附中是“凤尾”，但在全省的高考考生中，他依然是“鸡头”。高二暑假，阿聪有机会前往澳大利亚，我让他联系在悉尼毕业的UNSW在悉尼，新南威尔士大学的儿子热情地迎接了阿聪，并向他详细介绍了澳洲的教育体系，乃至全球的教育状况，这使得阿聪终于放下心来，开始迎接高考的挑战。

在2010年1月高考前夕，我有幸在广州华师大附中校门口与阿聪留下了珍贵的合影。

2010年，正值阿聪高考之际，秀莲夫妇显得格外紧张。他们特意驾车前往广州，租下了一间宾馆的房间，每日精心煲汤，烹饪美味佳肴，那颗“可怜天下父母心”跃然纸上。然而，我的镇定似乎感染了他们，当时我坚信阿聪的分数应当在650至660分之间。

果然，成绩揭晓，他取得了655分的优异成绩，然而这个分数对于清华、北大而言尚显不足，而要进入人大、武大、交大，则面临一定的挑战。我曾询问过阿聪是否能够承受艰苦的学习环境，并建议他考虑报考哈尔滨工业大学。

我的论点在于：南方居民对严寒酷暑深感畏惧，亦对米粮短缺忧心忡忡，以至于宁愿以馒头、窝窝头为食。正因如此，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录取分数线并未高居不下。然而，秀莲女士希望阿聪能报考中山大学，同时亦不希望儿子离她过远。阿聪则明确表示不畏艰辛，且对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教学实力、教学质量及学术氛围给予了高度认可。最终，我们选择了哈工大，并成功以交通科学与工程学院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专业的第一志愿身份，凭借一分之差被录取，未曾有任何分数的浪费。

我深知阿聪在哈尔滨度过的四年时光充满了艰辛，然而他并未因此沮丧，反而以乐观的心态调侃道：“这四年，我完成了四件大事——谈了一场恋爱，结识了一群好友，赴台湾进行了一次学习交流，以及成功备考研究生。”

彼行至台湾，目睹台湾青年们对生活抱持的积极态度，对自由生活的热爱，以及对社会与周遭人士的包容与理解，无不令其深受触动，眼界为之拓宽。此番经历，亦更加坚定了他自高中时代便萌生的哲学梦想，决心将其延续下去。

得知阿聪的这个决定后，我与忧心忡忡的秀莲进行了一次深入的交谈。我向她详细介绍了理科生转向文科的可行性，并列举了众多名人在理工科与文哲科之间转换的成功案例。接着，我阐述了哲学在文科领域中的重要性，将其比作数学在理科中的地位。我还详细介绍了阿聪在文科方面的优势，并探讨了学习哲学后可能从事的职业方向。

自然，阿聪堪称是拥有杀手锏的人物，他思维敏捷，见解独到，理应让他自主挑选自己的道路。自主选择的动力是源源不断的，这也消除了秀莲夫妇的疑虑。

阿聪毅然决然从工程领域转向哲学领域，这无疑需要极大的自信，更需要一颗豁达的心，以及舍弃许多东西的勇气去追求。这样的跨越地域、院校和专业的转变，必须具备壮士断腕的果断与决心，方有可能在拼搏中取得成功。我深知，哪怕是一丝微小的顾虑，都可能动摇阿聪的决心和信心，因此在与秀莲夫妇就此事的沟通上，我格外用心，力求做到周全。

阿聪自然深知此次挑战的艰巨性。他不仅缺乏专业优势，还需应对中国人民大学外国哲学专业激烈的竞争，过去几年该专业的录取率大约仅为5%。然而，这对他而言，却是人生中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充满了风险与可能的牺牲。阿聪毅然决然地踏上考场，从哈尔滨转至北京，投身于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全国研究生考试之中。

2014年3月，成绩揭晓，阿聪凭借优异的总成绩位列第二（笔试成绩第一，面试成绩第五），在众多考生中独树一帜，成功被人大哲学院录取，实现了人生的一次华丽蜕变。

2014年6月，阿聪于哈尔滨工业大学圆满完成学业，荣获工学学士学位。同年9月，他踏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成为张志伟教授的得意门生。2017年6月，阿聪顺利从哲学院毕业，取得了哲学硕士学位。此后，他成功考取博士学位，继续在人大深造，攻读哲学博士学位。

阿聪已日趋成熟，从那位青涩少年蜕变为一位富有责任感、抱负和思想的成熟男性。在这段时光里，他坚定了以哲学为志业的理想，脚踏实地，勤奋学习与研究，撰写了《奥古斯丁论“好奇心”》等学术论文，该作品于2016年8月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报》。他充分利用了中国人民大学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知名高校构建的广阔学术共同体和交流平台，得以接触国际顶尖的哲学研究专家。在这座繁华的北京城，他积极参与各类哲学学术会议和高端论坛；他还远赴台北，参加了台湾大学举办的研究生论文发表会；此外，他还参与了香港浸会大学中华基督宗教研究中心和北美中华神学院（洛杉矶）举办的暑假研修班。通过这些经历，阿聪的眼界得以拓宽，个人能力也在不断提升。

2014年，我踏上了移民澳大利亚的旅程，与儿子和女儿一同在悉尼安家。2017年10月，阿聪的一条信息让我得知，他希望在我回国之际能前往北京人大一访。他似乎有些事情尚未明了，渴望与我商讨，并期待我的支持，或是对我的一些观点给予认可。那时，他已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外国哲学专业的一名博士一年级学生。

2017年10月，我有幸与阮伟聪先生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留下了珍贵的合影。

2017年十月下旬，我结束了在悉尼的逗留，次日便踏上了飞往北京的航班，抵达后立刻前往中国人民大学。在那里，我与阿聪就三个议题展开了深入的交流。此时的阿聪已无需额外的启发或指引，他更迫切地需要的是我这个舅舅对他的计划与构想给予支持。尽管他心中尚存一些疑虑，渴望能听听我作为长辈的建议。

首当其冲的是：他渴望获得国外哲学博士学位。我坚定地赞同他的志向，并向他强调，若要在我国，尤其是我国的高校中崭露头角，非得取得国外哲学领域的博士学位不可。关于前往哪个国家深造的选项，我建议他首先考虑德国，紧接着才是美国和英国。鉴于他已拥有哲学硕士学位，自是明白在德国学习哲学的深层价值。虽然哈佛、牛津、剑桥声名显赫，但在哲学的深厚底蕴上，德国仍更胜一筹。这实乃名誉与实质的抉择，阿聪表示将充分采纳我的建议。

第二点：关于攻读外国哲学博士学位的时间规划，我和阿聪均认同，应充分利用在人大攻读博士学位的四年时光。若能在五年内同时完成两个博士学位的学习，实属难得。他视人大为学术研究的肥沃土壤，拥有优秀的导师和优越的学习环境。我则提醒他，务必获得博士导师的充分理解和全力支持。

第三个层面，近两年来，阿聪时常感到困惑与纠结。他的同窗好友都已投身职场，赚取收入以助家计，而他，年满27岁，却仍依赖父母的经济支持，心中不免愧疚。我向他解释道，他的父母目前经济状况稳定，所积累的财富正期待着合理的投资规划。母亲的幼儿园和父亲的盆景生意，市场前景依然看好。资金流向何方，投资亦然，而首选无疑是对儿子进行投资，既稳妥又能获得丰厚的回报。如今的学习，实则是对智力的一种投资，一旦学有所成，便能以过硬的本领回报父母，这便是最佳的回报方式。我的这番话得到了阿聪的认同。

重返广州之际，我特意抽空前往韶关，与秀莲夫妇分享了阿聪所面临的困惑，并恳请他们给予关注。在与阿聪的深入交流中，我们共同探讨了未来职业道路的选择，以及对于宗教信仰，尤其是基督教的见解。

2017年，阮伟聪出席德国宗教改革论坛。

2017年暑假，洛杉矶培训班结业。

2017年，阮伟聪在中国人民大学圆满完成了硕士学位学业，并与恩师合影留念。

阮伟聪参加人大硕士授位典礼。

2018年5月2日，阿聪传来了喜讯，他获得了德国图宾根大学哲学系Johannes Brachtendorf教授的青睐，并收到了录取为博士研究生的邀请函。他计划在10月中旬启程，前往德国继续深造。自2018年起，阿聪便开始了在人大与德国图宾根大学同时攻读哲学博士学位的旅程。

我内心充满激动，首先，我深感阿聪对我极为尊重，对我的观点和见解总是认真倾听。我们之间的交流以讨论为主，互相指正错误，这种沟通方式让我十分欣赏。他曾经提出，在德国获得博士学位后，可以考虑前往英美进行博士后研究，这一想法让我尤为赞赏。

此外，我由衷地为阿聪能够选择一所世界顶尖名校而感到高兴。图宾根大学，这所诞生了哲学家黑格尔、文学家黑塞的母校，曾孕育出众多杰出的总统和总理，其中不乏一些我难以一一列举的名字。我甚至知道，我国前外交部长乔冠华、生物学家贝时璋也出自这所拥有五百年历史的学府。而这所大学更是培养出了九位诺贝尔奖得主。

祝愿阿聪顺利成功。

在2018年的新春佳节，我与儿子一家以及秀莲和阿聪的家人齐聚韶关，共度温馨团圆时光。

2018年6月19日，因便血症状，我自悉尼返回广州，入住华侨医院进行肠胃镜检查。检查过程中，医生为我切除了两颗较大的息肉。术后，我留院观察，并等待切片活检结果的出炉。

得知此事后，秀莲于21日召集了刚从台湾参加完学术研讨会归国的阿聪，以及毕业于成都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分院、阿聪的弟弟阿杰，一同从韶关启程前往广州，专程来探望我，给予我极大的精神支持，缓解了我心中的重重忧虑。

2018年6月，秀莲携阿聪与阿杰兄弟一同自韶关赴广州华侨医院，专程前来探望我。

南嫂的五位孩子中，我与四妹秀莲交往最为密切，她也是我最受我影响深刻、最为我言听计从的一位。她教会我说客家话，而我则不厌其烦地叮嘱她，务必去学校接受教育，努力改善我们家所处的贫困状况。

高中毕业后，她随我一同在广州工作和生活了将近五年，在这座繁华的大都市中接受社会的洗礼。婚后，我们回到韶关乳源，她毅然决然地放弃了游戏机的生意，转而创办了幼儿园。她几乎全盘接受了我对阿聪培养方向的看法，并一同走上了一条我们两人都认为正确的道路。

秀莲创办了幼儿园，随即便投身于幼儿师范的学习，顺利取得了教师资格证及开办幼儿园的许可证。我每年都会前往乳源两三次，与秀莲共同商讨，如何将幼儿园的经营推向新的高度。至2018年，她的幼儿园每年招收的幼儿超过四百名，一跃成为乳源县规模最大的幼儿园。与此同时，她的姐弟们也各自投身其中，有的在幼儿园担任教职，有的则凭借其文化水平，分别担任厨师或卫生工，共同助力南嫂一家实现脱贫致富。

她拼尽全力，日复一日地超负荷工作，使得身体状况每况愈下，免疫力也随之下降，不幸患上了鼻咽癌。尽管她积极接受治疗，并在广州住院，但身体的恢复状况并不理想。即便如此，在这段艰难的日子里，她依旧坚韧地坚守在工作的岗位上。

在秀莲于广州接受癌症治疗住院期间，我有幸与她进行了数次深入的交谈，内容主要围绕两大议题展开：

首先，务必坚信自身战胜病魔的信心。如今，科学日益进步，医疗技术显著提升，鼻咽癌在广东地区的致死率相对较低。再者，家庭经济状况的改善，使得在广州市正规的大型医院接受治疗成为可能，因此治愈的希望极大。我以一位患有肠癌的亲人成功治愈并超过五年为例，鼓励她不要气馁，她相较于我的亲人拥有更年轻的资本。经过一番耐心开导，秀莲似乎卸下了心理负担。

第二点自然便是关于阿聪的事宜。我向她描述，阿聪极其成熟，对事物的逻辑分析透彻，认识深刻，她大可不必过分忧虑。我提醒她，作为父母，对儿子的过度担忧可能会无意中触及他敏感的神经，这种忧虑往往适得其反，不仅可能干扰儿子正常的理性思考，甚至可能对其学业造成不利影响。当然，我们坚信阿聪不会轻易放弃学业，也确信他在面对重大事件或意外时，拥有足够坚韧的心理素质。

这些有益的交流与沟通让秀莲的心情变得轻松许多，她既坚定了对自己的信心，也对儿子充满了信任。我们明显感受到，她的身体正朝着恢复健康的轨迹稳步前行。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2018年8月28日，秀莲的丈夫阿永与阿聪紧急联系我，告知秀莲因大出血被送入韶关医院接受治疗。我急忙联络在广州的省人民医院的医生朋友，请求他们预留床位，并准备用急救车将秀莲转运至广州接受治疗。正当一切转运工作即将顺利进行之际，却不幸传来秀莲因“主动脉夹层破裂出血”于2018年8月30日不幸离世的消息。

由于无法抵达悉尼，我特意委托在广州顺利完成博士学位的儿子吴翰代我出席秀莲的悼念仪式。随后，吴翰又在三天后启程前往韶关，参加了秀莲的追思会。

阿聪牢记母亲的教诲，坚持不懈地投身于中国人民大学与图宾根大学的双博士学业。2018年9月，他的弟弟阿杰大学毕业后，接过了母亲亲手创立的幼儿园，并成功地继承了其经营管理，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和良好的效益。

秀莲的兄弟姐妹们现已全部实现脱贫，步入小康生活。大姐冬娣的两个儿子分别从广东工业大学和韶关大学顺利毕业，如今在韶关担任公务员；而弟弟贱养则凭借其养猪技术，在当地成为了一名颇具名望的专业养殖户。